碳中和，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命题。
2020年9月，中国政府宣布在2030年前碳达峰（排放达到峰值）、2060年碳中和（净零排放）的目标。而放眼全球，欧盟27国决定2030年前加大减排、2050年实现碳中和，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议，日本政府公布了脱碳路线图草案。过去一年里，百年难遇的疫情引发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，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“绿色复苏”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协力，也要求国际上加强合作与协同。
不过，尽管如此，受困于“外部性”难题、公平与效率等古典经济学的“悖论”，实现“碳中和”目标仍然面临一些挑战。3月25日，围绕上述问题，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、新能源公用事业首席分析师刘俊、中金研究院经济学家周子彭在中金公司“碳中和2060”媒体会上共话碳中和之路。
求解“外部性”难题
2060年的“碳中和”目标看似遥远，实则压力很大。中金研究团队分析指出，欧盟1979年碳达峰，美国2005年达峰，各自有71年和45年的时间从峰值走向净零排放。而中国提出的“30达峰、60中和”的时间表意味着，未来四十年的碳中和任务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将会面临比欧、美陡峭得多的中和斜率。
“绿色金融要解决传统金融难以解决的外部性问题。”周子彭表示，传统金融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分配信贷资源，但是由于超时空的外部性导致了市场失灵，很难有效将资源分配到绿色产业当中。
彭文生也在其发言中强调了“碳中和”的外部性问题。“人类经济活动有很多外部性，大部分的外部性是局部的，在一定范围之内，比如金融风险、土壤污染。与前述风险相比，气候变化不但是全球性的，影响所有国家和人群，而且化可能会影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。这种跨时空的负外部性使得在应对气候变化上，私人部门参与的动力尤其不足，自由市场调节机制作用很有限。”
而在如何纠正上述外部性问题方面，通过“碳价”来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也是多位专家提到的关键。碳定价就是给碳排放制定一个价格（即碳价）。在碳价约束下，企业将会把排放配额作为生产要素之一，这有助于将碳排放的隐性成本显现化，外部成本内部化。同时，大量研究发现，碳价信号越显著，对低碳技术创新的诱导作用就越强，越能激发企业开发和采用低碳技术的意愿。
周子彭呼吁，要通过加强社会绿色理念的培养，形成绿色发展的全社会共识，以此倒逼各机构参与推动“碳中和”。他建议，“如果某些金融机构表示，项目不满足特定绿色标准的话，就不会投放信贷，而另一些机构在审核上不严格甚至不要求的话，那么就很难引导机构积极绿色转型。只有当全社会都认同绿色发展路径的时候，市场才不会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。”
他建议，要进一步实现绿色金融标准的国际接轨，并完善相关的信息披露机制，“当前，绿色金融标准存在多头监管等问题，下一步期待推出一个具有强制性的绿色信息披露机制。只有把信息机制披露出来，金融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才能正确的项目进行一个合理定价，才能知道哪些部门需要绿色投资支持，防止道德风险，并进而形成一个全社会的绿色发展共识。”
提供“多元化”支持 以绿色金融促降绿色溢价
所谓绿色溢价，是指某项经济活动的清洁（零碳排放）能源成本与化石能源成本之差。如果该指标是负值，就意味化石能源的成本相对高，经济主体就有动力向清洁能源转换。周子彭解释，“绿色金融的核心的目标就是为了降低绿色溢价。一是增加碳使用成本；二是降低咱们清洁或者绿色能源的成本。”
而对于不同行业，绿色金融的支持手段也不尽相同。在彭文生看来，对一些绿色溢价比较低的行业，可通过贷款利率补贴、指定贷款领域等手段来支持绿色转型。例如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项目早期融资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，此外，也可通过金融工具平衡投资者对绿色项目和棕色项目的风险认知、创新市场交易来增加绿色项目的融资可获得性等。
而对于一些绿色溢价较高的行业，例如航空、建材、一些化工领域等，要实现绿色转型，通过技术创新来突破瓶颈来降低成本是关键。刘俊表示，对一些绿色转型成本比较高的领域，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绿色转型的平衡，必然要实现三个方面：效率提升、材料替换和规模效益。其前期可能有赖于政策引导，比如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等；而长期来看，要吸引更多长时间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，实现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推广。
相较于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业，这类投资有赖于长期资金。对此，彭文生建议，“要借助财政和开发性金融推动基础性研究的公共投入。此外，有效的资本市场尤其股权融资可促进高回报、高风险的创新。”
周子彭也表示，“短期来看，可对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政策激励，比如设立碳减排的支持工具，包括降低绿色产品的信用标准、税收成本、资本成本和交易摩擦成本；长期来看，可引导一些大型保险机构进行绿色投资。他们的体量比较大，而且投资周期比较长，会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。随着前期投入增多，绿色产业发展规模足够大之后，其成本也会下降。”
平衡效率与公平
除了外部性问题，“碳中和”目标还需要面对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难题。在国际层面，工业革命以来，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发达国家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，能源贫困是经济贫困和发展不平等的一个重要体现。收入水平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碳减排的价格弹性系数较大，即同一水平的碳价带来的减排量较高，这意味发展中国家的碳价应该比发达国家低。不过，碳价的差别也容易导致高排放的行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，造成进一步失衡。
在国内层面，不同行业与地区之间成本分摊问题也客观存在。例如，彭文生指出，从地域来看，我国化石能源供给总体呈现“北多南少”的格局，减排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影响也不容忽视。他指出，“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等省份财政收入对采矿业、电力行业的依赖度较高，说明他们更容易受到碳中和的影响，这会直接影响到该省就业和经济发展等问题。”
对于上述难题，彭文生表示需要社会各界积极探索。中金研究团队在此前的研究中强调，国际上要协调一致，综合考虑各类公平性原则以及各国国情，避免国际套利。国内方面，减排可能带来代际之间、行业之间、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，需要研究解决。例如，发挥财政作用，将征收的部分碳价收入转移给这些省份，防止其财政收入大幅下滑，影响民生和债务偿还，同时还可支持这些省份产业绿色转型，进行产业低碳/去碳化技术研发，促进碳减排等。